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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李洋

記者從2025中國生物制造科技創新論壇獲悉，我國生物制造產業總規模近萬億元，發酵產能占全球70％以上，一批有競爭力的生物制造產業集聚區正逐步成長壯大。

論壇上，多位院士及頂尖專家不僅集中展示了我國生物制造領域的技術突破與應用成果，更勾勒出產業發展的清晰路徑。不少專家認為我國生物制造領域已經進入技術突破和產業化加速的關鍵階段，如何把握機遇、破解產業發展難題，成為關乎未來產業格局的關鍵。

產業化進入關鍵加速期

近年來，我國生物制造產業發展迅速，規模持續擴大，技術創新不斷突破，已經成為全球生物經濟發展重要引擎。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理事長譚天偉在論壇上指出，生物制造作為利用生物體進行規模化生產的工業技術，已不再是簡單的“新興產業”，而是我國新質生產力的核心組成部分。

據預測，2050年生物制造有望創造30萬億美元的經濟價值，占全球制造業的1／3。

與會專家表示，當前，美國、中國、歐洲已形成“三足鼎立”的發展態勢：美國計劃20年內用生物基產品替代90%的傳統塑料，從材料源頭重塑制造業格局；歐盟則以“碳邊界調節機制”為抓手，計劃2027年正式實施的該機制，將倒逼相關產業向生物制造等低碳方向轉型。

工業和信息化部消費品工業司司長何亞瓊表示，生物制造在我國產業板塊里已處于非常重要的引領位置。但也要看到，生物制造產業發展也面臨一些挑戰，如高質量數據和算法模型有待提升、中試服務平臺體系建設需要完善等。

據悉，聚焦生物制造熱點領域和重要課題，工業和信息化部近一段時間以來遴選發布了16項人工智能在生物制造領域應用典型案例，組織開展了生物制造標志性產品、生物制造中試平臺遴選發布，生物反應器揭榜掛帥等工作。

為現實難題提供全新路徑

生物制造已經在多個關鍵領域，為發展中的現實難題提供解決方案。

在資源環境與糧食安全領域，生物制造展現出“變廢為寶”的獨特價值。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亞熱帶農業生態研究所研究員印遇龍聚焦秸稈利用問題，他指出我國每年秸稈產量約10億噸，但利用率不足 20%，大量資源被浪費。若能將秸稈利用率提升至 40%，可解決我國一年3億噸的飼料來源問題，而這一目標的實現，離不開合成生物學技術的支撐。

譚天偉強調，生物制造在破解資源環境困局方面展現出巨大潛力。他舉例說明，采用50立方米的生物反應器生產青蒿素，其效率相當于節約3萬畝耕地，顯著體現了工業模式對傳統農業模式的超越。在材料領域，每噸生物基塑料可比傳統塑料減少0.6噸二氧化碳排放，成為實現“雙碳”目標的重要路徑。更值得關注的是，通過發展人造蛋白等創新技術，我國有望通過工業化生產替代當前億畝耕地規模的大豆進口依賴，從根本上增強糧食安全保障能力。

在生物醫藥領域，底層技術突破成為產業高質量轉化的關鍵。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過程工程研究所研究員馬光輝帶領團隊專注的微球材料，正是生物制藥反應、分離、遞送全鏈條的共性底層技術。目前，團隊開發的微球技術已突破國外壟斷，可制備粒徑高度均一的微球，基于此開發的國產色譜填料效率優于進口產品；建成的國際首條均一緩釋微球GMP生產線，正推動司美格魯肽等長效制劑研發。

在合成生物學這一核心賽道，我國已實現多個基礎性突破。中國科學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學教授鄧子新團隊在基礎理論方面已經取得原創性突破——“DNA大分子硫修飾”，并基于此發展出基于硫修飾的RNA編輯技術、新型核酸檢測技術、高效基因敲入技術等，致力于打造具有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原創型工業應用、基因編輯技術，反義核酸藥物及核酸檢測技術體系，為現代醫學診療提供新的支撐。

自主創新、跨界協同

構筑行業“護城河”

與會專家表示，盡管我國生物制造產業已取得顯著進展，但要在全球競爭中實現“領跑”，仍需在自主創新、跨界協同、生態培育三大方向持續發力。

清華大學長聘教授、工業生物催化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主任李春在演講中分享的“教訓”引人深思：過去十多年，我國部分生物制造企業因使用國外底盤細胞，曾三次陷入國際專利糾紛且均以敗訴告終，最終要么繳納高額專利費，要么被迫退出市場。這一經歷讓行業深刻認識到，自主可控的底盤細胞、核心酶制劑等關鍵要素的重要性。李春團隊以甘草可持續開發為例，通過開發具有“中國標簽”的酵母底盤細胞，成功合成出光甘草定、甘草酸等珍稀活性成分，不僅將生產效率提升百倍，還避免了傳統挖根提取對生態的破壞。

譚天偉也表示，自主知識產權菌種缺乏、核心工具軟件受限等瓶頸仍制約產業競爭力。他呼吁加強頂層設計，重點攻關二氧化碳生物轉化、未來食品制造等前沿方向，探索通過“一石二鳥”模式同步解決綠色化學品替代和蛋白供應安全難題，助力我國在這場關乎未來產業格局的競爭中把握主動，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能。

跨界協同是技術創新的“加速器”。鄧子新強調“原始創新一小步，產業發展一大步”，而原始創新的突破，離不開生物學家與工程師的深度聯合。他提出，未來需要更多“生物學家+工程師”的跨界團隊，對生物體進行重新布線和編程，以高效、經濟、環保的方式生產藥物、食品、綠色能源等產品。

這種協同不僅體現在科研層面，還需延伸至產業落地——印遇龍團隊目前已經開發了淀粉低糖酵母細胞的合成技術，打通了秸稈變淀粉的技術路線，初步具備了實現淀粉生產的現實可行性。“我們準備跟常德合作，在常德建立秸稈處理生產線。”印遇龍如是說。

生態培育是產業壯大的“土壤”。在轉化機制方面，馬光輝呼吁重視“轉化科學技術”，她認為這一環節的被忽視，是限制國家生物醫藥的高水平、高質量轉化，造成轉化失敗的重要原因，未來需要建立更多連接實驗室與市場的轉化平臺，讓科研成果真正“走出”論文，變成產業競爭力。專家們建議進一步優化創新激勵政策，在國產替代、前沿技術攻關等領域給予更多資金與市場支持，形成“科研-產業-市場”的良性循環。

專家表示，隨著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跨界協同的深化、產業生態的完善，我國生物制造正從“規模優勢”向“質量優勢”轉型，有望在這場關乎未來產業格局的全球競爭中，真正實現從“跟跑”到“領跑”的跨越，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勁的“生物動能”。